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我们采访了30多位性别歧视的亲历者和不同领域的性别专业人士。最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选取和收录了其中的19个亲历者故事、采访者的1篇自述和与5位性别专业人士的访谈，收录在这份报告中。其中有3篇实名访谈，其余22位均使用化名。本报告中包含的所有访谈参与对象都是女性：在20位亲历者中，有19位顺性别女性和1位跨性别女性；5位受访的专业人士都是顺性别女性；访谈者也是女性。受访经历发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应受访者要求保护其隐私，在此不一一详述。

受访者来源于以下招募方式：在“我们与平权”微信公众号报名（10名）；乔伊林个人朋友圈（5名）看到招募广告报名；由其他了解“我们与平权”该项目的朋友推荐（1名）；在微信群中讨论相关问题后报名（1名）；得知该经历后询问其个人取得采访许可（3名）。本着在有限的个人故事中尽可能多地呈现性别歧视不同形式的原则，在亲历者故事的部分我们选取了：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中发生的性别歧视事件；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不同关系和不同面向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各个教育阶段中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中出现的性别歧视问题；同时我们尽量将不同收入阶层和社会阶层的故事收录在每一个部分中。在专业人士的访谈方面，我们访谈了专注于就业性别歧视的律师，专门研究性别问题并且业余作为活动者在社交媒体为妇女发声的学者，发起成立反性别歧视组织的草根行动者，对妇女相关政策有很多涉猎和研究的NGO工作者和专注于性别方面的报道并且多次获奖的记者。

我们对所有受访者都进行了面对面、视频或者电话采访，个别受访者进行了两到三次采访。针对性别歧视亲历者的访谈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鼓励受访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将访谈录音进行归纳整理，以受访者的语言习惯，以自述故事的形式呈现。对专业人士的采访则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根据受访者专注的领域对其提问，鼓励其分享相关领域信息，成稿以受访者的语言以访谈形式经受访者授权后呈现。

在这么短的篇幅之内，我们很难对所有的性别歧视形式都进行覆盖；而且，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20个故事不可能概括所有的性别歧视，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个体的亲身经历尽可能地呈现性别歧视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中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呈现每个亲历者的反抗，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反抗，都是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体现。同时我们也希望告诉读者：觉得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性别歧视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出来，只有更多发声才能让性别歧视成为一个能够上到台面被认真、广泛地讨论甚至可能被定义的问题，让性别歧视去敏感化、去政治化，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使用的词语，让我们的经历和感受合理有效。

我们的归类方法比较简单，因此在将每一个受访故事分类的过程中遭遇了困难：当一个受访者讲述她们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把它归类于四个既有类别中的一个，作为女性她遭受到的可能是全方位的歧视，而引起她的重视、让她能够完整表述出来的，大多至少横跨两个上述类别。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把每一个包含两种或以上类别歧视的受访故事按照其文本的偏重程度放在相应的类别中。但是我必须要提醒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四个类别就可以概括性别歧视的所有方面。

性别歧视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的表现形式不总是非常明确，也不总是指向某个个人和群体，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文化体系沿袭着儒家的传统，而这种文化的性别观是非常落后于时代的，近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导致的传统性别角色回潮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更多地显现出来。本报告中能够呈现的，都是相对明确的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更微妙的、隐藏更深的、更加难以言说的性别歧视，就要靠你来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