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嵌入日常性别权力结构的非显性暴力,性骚扰问题的制度化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多元路径,往往是全球潮流与本土制度的结合。在比较视野中,美国最早通过性别歧视的司法通道来应对性骚扰问题,并由于扩展了《民权法案》第七条的歧视案由,在举证责任、伤害标准等方面要求更低,雇主承担的责任更大,赔偿总体更多。欧洲起步更晚,并在保护劳动者尊严的话语框架中来理解性骚扰问题,相关司法诉讼很少,在实践中强调正式与非正式防治相结合,雇主的责任大体是自愿承担的。中国目前形成以2020年《民法典》与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基础的“人格权保护—性别平等”二元框架,但举证责任、伤害标准等方面标准相对较高。关于用人单位责任,现在已逐渐开始明确和细化,但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目前并没有促成单位行为发生根本转变。尽管如此,目前的法律文本为理解具体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具有象征效果和前瞻效应。这既是对国际治理经验的选择性吸收,也体现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性/性别关系的理解、政治上的可操作性、法律与文化的传统等维度的本土回应,其发展路径为全球性别暴力治理提供了多元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