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极右崛起谈起：一些未竟的思考

出品 | 另外一种生活

作者 | 夏天的香草 summervanille

微信号 | lyannq

上周六，我和队友去 Kreuzberg 和朋友吃饭。在路上，队友推送给我一篇明镜报上关于德国新极右组织迅速崛起的新闻。

文中，极端主义防治机构 VPN（Violence Prevention Network）的专家 Peter Anhalt 指出，仇视同性恋与性少数群体已成为“德国青年向前”等行动型极右翼组织最重要的动员主题，甚至超过传统上的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

那天正好是德国的同志骄傲月（Christopher Street Day，简称 CSD），这个节日曾长期被视为自由、多元与包容的象征，但2024年以来，这种象征意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在德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如包岑（Bautzen）、开姆尼茨（Chemnitz）和格拉（Gera）等地，CSD活动频繁成为极右翼仇恨攻击的目标。

根据《The Guardian》与《Politico Europe》的报道，仅2025年上半年，德国全国就记录了至少30起与右派极端主义有关的反同性恋攻击事件；而在2024年全年，这一数字为55起。

这些攻击行为不仅包括游行过程中的言语辱骂、喷涂反同口号、投掷物品、肢体冲突，甚至有组织的新纳粹团体通过社交媒体号召“打扰”与“羞辱”CSD活动参与者。

如今，这阵极右风也吹到了柏林。

柏林一向被视为德国最“左倾”、最自由、多元的城市之一。

这里长期由社民党（SPD）、绿党和左翼党主导，CSD游行、女权集会、反法西斯文化都非常活跃。然而，正因为如此，柏林如今也成为极右青年反多元运动的首要目标之一，这种矛盾十分耐人寻味。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咖啡馆“Das Hoven”作为本地LGBTQ+社群的社交中心，过去18个月里已向警方报案多达45次。根据《The Guardian》报道，该店主表示，这些攻击已经由一开始的言论攻击逐渐升级为遭尾随推搡或殴打的身体袭击。

尽管警方每次均有备案，但迄今为止，大多数案件都因“证据不足”而未能起诉。这也进一步助长了攻击者的气焰。

“ 我现在晚上关门后不敢一个人走路回家，”一位员工说道，“ 即便是在柏林，我也感到不再安全。”

柏林，德国的自由灯塔，成为了极右试图攻陷的象征；开放、包容之地，也成为了激进分子最容易攻击的目标。

我们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极右组织对抗CSD的游行。

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极右组织如此靠近我。唯一让我稍感安心的是，他们的规模暂时还不算庞大，而且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两个对立团体并未发生任何肢体冲突。

我以前写过一篇：为什么东德又一次成为了德国“纳粹”的温床?，文中谈了这些年，极右党派为何又再次崛起的一些历史因素。

德国选择党（AfD）的主要受众群体集中在35至65岁之间，以蓝领工人、退休老人，以及部分新中产、自雇人士和中小企业主为主。

从社会角度来看，AfD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可以被“社会结构性不满”加以理性解释，而不完全是出于极端意识形态。

这一点也正是新一代极右组织与AfD传统选民之间最大的区别。

令各大主流媒体真正担忧的，是那些以青年群体为主的新极右团体，如“德国青年向前”（Deutsche Jugend Voran）、“第三条道路”（Der Dritte Weg）、“年轻与强壮”（Jung & Stark）以及“爱国德国青年”（Patriotische Deutsche Jugend）等。

他们主要为15–25岁之间的男性青少年，部分有前科或毒品背景，形态类似德国的新纳粹党，形式多为亲身上街和组织暴力。他们以反多元文化、反女权、反LGBTQ+、反绿色为标签。

由于其极端立场在德国政治体系内不具合法性，一部分激进青少年转而通过加入AfD，寻求一种“体制内的极右身份”。

AfD青年组织“Junge Alternative”已多次被揭露与新兴极右团体有组织上或理念上的共通之处，边界模糊、风险升高。

现年17岁的克里斯托弗·W，在极右圈中早有“名气”。他过去曾出现在极右小党“第三条道路”（Der Dritte Weg）旗下青年组织“国家革命青年”周边活动中。

据左翼媒体报道，他的绰号是“警报器”（Sirene）。

一位使用同一化名的极右翼分子在2024年秋接受《明镜》采访时，曾炫耀自己的暴力倾向：“我不仅想练自卫术，我就是想打架，”这位新纳粹少年说道，“打得越多，越觉得好玩。”

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的说法，“身体力量与格斗技能”在该圈层的精英形象建构中具有核心意义。像 “德国青年向前” 或 “年轻与强壮” 这样的行动导向型青年组织，极具活力与动员能力。

这几年，德国经济的停滞撕开了社会矛盾的一道大口。

据安全界人士透露，包括“德国青年向前”与“第三条道路”等团体近年来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一度甚至出现 “纳粹小党“ 来不及处理入党申请”的情况。

联邦刑警局（BKA）近日也向《世界报》发出警告：" 这些年轻极右成员所构成的威胁是“多年未曾见过”。"

以TikTok、Telegram为代表的平台算法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团体擅长利用强烈的视觉符号、短视频形式与快节奏剪辑制造情绪冲击，迅速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

社交平台的推荐机制进一步强化信息回音室，使极端内容在同类用户间反复出现、不断深化认同感，导致组织成员规模持续扩大。

不仅如此，近年来这些极右翼团体的成员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除了青少年，越来越多30至40岁的中年人也被吸纳其中。

这一趋势表明，极端主义思想正从边缘青年群体向更广泛的社会年龄层渗透，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极右翼思潮蔓延的根源，不只是文化反映，更深层的是经济结构性问题。

近年来，许多原本依赖传统工业与制造业的地区经历了长期萎缩，服务业发展滞后，新经济难以覆盖这些“空心地带”。

人们对自身经济前景、社会保障和子女未来普遍感到悲观。

而这种失落与焦虑，往往不是转化为对系统的改革诉求，而是被极右翼组织成功地引导为对“外部威胁”的仇恨与敌意。

极端主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意识形态，它是每一个结构性矛盾、每一份失落、每一次失声，被重新包装成“愤怒的答案”之后的产物。

结尾：

今天，还有个网友咨询我：“你是不是觉得，在国外生活比在国内舒心多了？”我回她：“国内和欧洲的问题不一样，矛盾结构完全不同。”她一时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简单来说，我们在国外遇到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生活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是作为“移民”这个身份带来的。不管你在国外待了多少年，哪怕本地语言讲得再好，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接纳自己的移民身份，并以此为傲。说到底，那些在德国看不起、甚至仇视移民的德国人，又有多少人真正有机会走出去、了解这个世界呢？周六一起吃饭的两位新朋友，都是我刚认识的中国邻居。一个男生来德国已经七年多了，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一个女生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现在是一位德国注册牙医。两个人的德语都非常流利。作为博主，也许是习惯了观察与记录，我自然很好奇他们的经历。那位男生告诉我，自己在德国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行政流程、制度障碍，对这里的官僚主义早已感到疲惫，所以有意毕业后回国发展。我完全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德国的官僚主义恐怕是这个国家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触发器之一 - 它不仅存在于政府机关，还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服务环节里。我问那位女生，在德国这十年有没有遇到过歧视。她点点头，说在读医实习时，确实有德国患者不怎么重视她的诊疗意见，那种“你是不是不够权威”的眼神，其实就是一种隐形歧视。没有明说，但你感受得到。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每个国家面对的社会矛盾不一样，你对它的感知与承受也因人而异。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始终带着“旅居的心态”生活：你知道，没有任何地方能真正困住你；你也知道，每一个眼前的困境都是阶段性的。谁先较真，谁就先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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