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第 1 章

他爱无能,有一个提前张扬的告别计划|危险接触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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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接触」 项目关注爱、关系与归属,探讨在当下高度流动的社会中,我们如何与他人建立连接。第一篇线上专题推送,是与艺术家朋友区酷拉的一次对话。之所以选择与他谈人生,是因为他在面对生命中的重要关系与关键节点时,做出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决定:他曾主动切断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坚决贯彻不婚不育,并实践开放的亲密关系。甚至,关于生命的终结,他也有一个“提前张扬”的计划。

追溯这些“另类”决定的缘由,区酷拉审视了自身的情感模式与生命状态,称自己为“柔弱的生命体”。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我们的谈话也触及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思想理论如何塑造个体生命轨迹。例如,当谈及如何安置欲望时,他一方面坦言自己始终是“死直男”,另一方面也将自身归为性别平等与安那其理念的实践者与受益者。

此次谈话体现出个体如何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者退一步讲,在强大的社会规训力量中,个体是否拥有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动性。区酷拉的故事,是“样板人生”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8000 字深度对话|阅读时间约 25 分钟

** 文章图片已经化作尘土的祖屋旧影(本文所有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他爱无能,

有一个提前张扬的告别计划

Q:社实SPL A:区酷拉

一、亲情是决裂、原谅和身份交换

Q: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

A:

我70年代末在粤西的一个小山镇长大,父母都是做教育的,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做过老师、校长,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镇上教育办公室主任。

虽然我童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还是处在比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那种氛围里。小学在半山坡上面,经常大喇叭会放各种的广播,这应该是最典型的集体主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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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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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龄人曾谈到家里有人做领导会影响我们对权力的认知。你父亲的身份对你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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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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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个例子。一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突然被选成大队长,没有选举过程,是一个老师直接找我说让我做。当时很小,但心里面意识到这个跟我父母的身份有直接关系。

另一个不好的案例,很小的时候,若干次遇到父亲在家人面前家暴的场景。外婆和大舅爹两个人被父亲叫过来坐着,看着他打妈妈。我很久以来都理解不了是什么原因,后来到初高中就大概能猜到,可能是她做了一些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伦理层面不合时宜(现在根本不算啥)的事情。还有一个连续的记忆,打完之后,妈妈很悲伤,在冬天,一边哭着一边打热水去洗澡房洗澡,倚在门前哭泣。这种童年场景也有可能影响我对婚姻和家庭的悲观看法。

我还记得,童年的某个秋风起的早晨,站在晒地堂前,看着远处的山一层又一层,也会幻想未来有更广阔的世界等着我(们),或许在未来的那些地方人与人的关系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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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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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情感模式。你曾与父母做过一次情感关系的“切割”,可以谈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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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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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大学毕业后,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自己塞进常规的生活,父母对我投入主流价值生活的期待完全落空。拉扯了十多年,相互已经有很多疏离感。等到我弟三十岁左右,家里急着给我们介绍对象,我也勉强去相过一次亲,实在受不了。

关于情感切断的事件细节,不太愿详细说了。多年已过去,父亲也去世了。大概的情况,是父母在弟弟的某次相亲做了强介入,绕过弟弟直接做了严重的阻断行为,我觉得这太过分了。这应该就是我内心情感最后一根稻草的崩断,但我也没有说出来,要断绝关系,只是自己单方面下了决定。

那个切断的瞬间让我很爽,但不是愉悦之“爽”,而是一种彻底的轻松。突然觉得,他们的生老病死可能不会再牵绊自己的情绪。困扰我三十多年的孝顺绑缚感,就像断奶一样断掉了,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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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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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迟疑,但爱是双向的,这应该是一种很本能的感受。即使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但要做到情感切割,需要非常决绝,而我觉得你向来是比较柔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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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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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同意爱是双向的,父母对我一直都有爱。但也恨“孝道”呀,ta们爱的行为充斥着强势的规训,我的成长里充满否定和打击,很少会感受到他们的理解更妄谈认可。互相理解,才应该是爱的底色吧。我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闭耳不听我的诉求,并且觉得我自私冷血,死循环激化着矛盾,直到爱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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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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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父母往往会比对其他人更残酷,对于朋友可能难以做到的事,比如不回复消息或忽视期待,在面对父母时却显得理所当然。有时候我能察觉到其中隐藏着一种没有处理好的“报复”——潜意识里的逻辑是:你们曾经伤害过我,那么我也可以伤害你。但真的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了吗?原生家庭就注定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伤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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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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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是有报复的,远离并且按照自我意愿生活居然就是最强的报复。不过若干年后,恨意也都放下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丈夫的情感,有一部分会重新飘移,需要有人承接。弟弟承担了父亲在家里的社会身份职能,但他和母亲在日常生活和情感层面并不太合得来,也有家庭事务的拉扯。而我则承接了对母亲的一部分情感安抚,其实就是妈妈打语音找我聊天、抒发情感的频率变多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情感按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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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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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你在和朋友的相处里面学会了聆听和提供情感反馈,后来遇到了你爸去世的事,就现学现用到和你妈的相处中。其实这部分教育,本可以是家庭给的。说说你弟弟,他选择了正常社会标准的人生,在你们家形成了对照组。你和你弟关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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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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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弟弟大四岁,我们从小就感情特别好。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把我当作一个榜样,非常受我影响。我影响了他高考志愿的选择,让他也像我一样离开父母来到省会读书。还有在文学、艺术、电影、音乐这些层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后来我毕业几年,他也毕业了,问题就出现了。他有些依赖我,但我的能力又不足以带领他走向所谓更好的生活,于是开始想要抽身。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作为哥哥有些糟糕,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应当有的责任:愿意分享好的,却不愿承担,或者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结果让他不得不在几年里以一种挣扎的状态生存,因为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像我一样一直过那种“文艺”的生活。有几年很愧疚,后来也向他表达过歉意。

那几年,他往来的同学和朋友开始纷纷结婚,他的人生因此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转折,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很多挣扎,而且需要自己承受和消化。最后他选择了与相亲对象结婚生子。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对我非常包容,尤其是几年前我的入狱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

当时他已经结婚,以家属第一联系人身份,处理我与父母、朋友、律师之间的各种事务。那几年,他甚至局部接管了我的社会关系,和我的朋友们都相处得非常好。那段时间,我觉得他的角色一下子变成了哥哥,而我像弟弟。出狱之后,这种感觉非常清晰,在和朋友们的聚会上,会打趣地跟人介绍:他是我弟弟,现在是我哥哥。

跟弟弟偶尔讨论人生问题和家庭问题,比如跟父母的关系。我和他说,我不结婚,不生子,是板上钉钉的,而且到死也不会有什么钱。家里面孝顺父母,给父母养老就靠他的家庭来承担。所以父母的资源财产自然都归你们一家,我不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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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如在深渊的悲伤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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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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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扯平,以前你影响他,但一个关键事件让他成为了“哥哥”,你的主体性依附于他,兄弟之间的身份可以对调,开始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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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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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年他蛮享受这个身份,哈哈。但近几年,他的性格逐渐硬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逐渐变得“父亲化”,我和他的沟通变得困难了。

父亲去世前,我有两三次进城找他和朋友聊天喝酒。几杯下来,他就开始对我发难,甚至哭诉,这让我非常意外。过后我慢慢消化为:他也走到了自己的中年困境,我长期的角色缺席和看似快乐逍遥的生活,他心里多少是有怨念的。平时他是家长的身份,一旦喝酒放松下来,弟弟的情感就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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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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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典型:男性因为社会压力、对自己的压抑,以及情感表达能力的缺失,往往会出现一些例外的失控时刻。这是性别不平等在男性身上的一种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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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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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父亲已归尘土,妈妈以简单的远程陪聊维系,弟媳、侄女、侄子和我都未有关系连接。我对弟弟还是心有愧意的,需要重新面对一下。

二、爱无能者的伦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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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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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不结婚不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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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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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小时候可能都会幻想过成为妻子、丈夫或父母的场景,想象如何养育孩子、拥有怎样的家和车。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类想象,完全没有结婚生育的打算。

我从小体弱,性格敏感不稳定,不善于在人群中沟通和建立稳定关系。初中初恋的经历受挫很深,青春期一系列的成长问题持续困扰很久,直到大学才慢慢开始处理。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多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成为一个相对的成年人。

进入大学后,我与社会的联系逐渐加深。当时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期,毕业后大家都拼命工作、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名利和物质的竞争十分激烈,人际关系充满了张狂。我始终难以适应这种环境,青春年少的我内心多有慌张悲观,如在深渊。很多年里,我经常对父母说,如果我结婚,可能会毁掉两个家庭。

直到现在,我依然是无产状态,完全没有财产积累。我拒绝婚姻与其说是社会压力,不如说更多是出于个人自保。

大约2014年,当时恋爱了两三年的对象,有一天在电话里提议城里看房子。那时她已进入国企工作,打算认真规划未来,但她一提到看房,我就完全僵住了,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对我来说那太可怕了,几乎是另一个星球的事情。这也成了后来我们分手的直接原因。(她人很好,非常细腻地处理分手,这一点我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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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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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是否也包含了对婚姻的一种原始恐惧,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人生被套入大多数人遵循的社会规范的恐惧?在中国,走进婚姻往往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而是从小时候开始就被各种教育塑造成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当婚姻被视作一个任务时,一条“最终必须走上”的道路时,就会让人感到非常害怕。对婚姻的恐惧,是否实际上来自于一种无法改变既有结构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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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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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多年后,我和一位当时正在交往的人聊起婚姻。她很惊讶地说,结婚不就是因为两个人相爱才结婚的吗?婚姻不都是这样的吗?当时我听了非常震惊,甚至还嘲笑她,说在中国恐怕有九成以上的人并不是因为单纯的爱情而结婚的。后来也意识到,她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想法,是因为她成长在一个条件比较理想、给予她足够安全感和自由的家庭环境中,这样实在好,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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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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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同社会阶层面对婚恋上的人生选择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你是怎么开始实践开放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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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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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感性体质的人,典型的ENFP,基本依靠荷尔蒙激情推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2019年,结束了一段持续四年的恋爱关系。那段感情的强度太高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学会了好聚好散,以良性的方式分开了。这以后,我自觉维持高强度关系的能量耗尽,以后大概不想、也不能再进入这样的情感状态了,于是开始尝试松散开放的亲密关系。

恰好那几年,各类自媒体平台出现开放关系的讨论和分享,我很有共鸣,所以也开始向周围的朋友作类似的表达。后来发现,这个过程也与我理解和践行安那其的生活观是同步的,并不是简单地在情感关系上追求开放,而是生活方式与世界观清晰确认后的具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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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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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关系里面每一段关系对你来说都是亲密关系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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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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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过每个人的理解和做法可能都不同吧,我只能言及自己。对我来说,建立开放的亲密关系有一个伦理底线,就是在关系开始之前必须彼此说明并且达成共识,不能存在欺骗或隐瞒。即使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的也如此。

随着时间变化,具体关系的体感和尺度也会变化。期间我也经历了一段很有亲密度的关系,在相处过程中生活与情感交织越来越密切,对方开始提出想要封闭的一对一关系,这就来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我当时也想尽力一试,去经历半生一世,但还是发现自己的情感能量确实所剩无几,无法匹配,最后这段关系在一个意外的场景里戏剧性地结束了。

践行开放关系的本质是正视个人欲望与情感伦理的一致,而不是相反的随心所欲和互相欺骗。这样看,我极有可能是因为面对了自己的爱无能,选择开放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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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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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开放关系或者在使用交友软件的过程当中,你观察到不同性别在开放关系里有什么特点,男性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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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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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只有顺性别异性恋视角。从通俗层面上来讲,在使用交友软件时,有人会提到“性市场”这个词,女性的选择权和优先权相对占优势,挑选对象比男性更有主动权,像我的外形条件,就没啥“市场”,哈哈。但同时,女性朋友们经常反馈,在初步的沟通阶段男性的表现普遍很糟糕,精虫上脑爹味厌女花式PUA的下头男太多。即使是直女,很多时候都更愿意加女性聊天和线下面基玩。现在好些软件,在女和男之外至少有非二元选项,确实是一个进步。

近几年,我身边有不少酷儿朋友,偶尔会听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无论开放与否,ta们处理关系更为丰富、细腻、真诚且严肃,我很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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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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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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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有过实践开放关系并且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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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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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封闭的恋爱关系或婚姻一样,想要维系一段牢固且长久的关系并不容易,我不认为开放关系就一定会更理想或者更嗨。我也会遇到很多困扰,现在偶尔开始一些新的关系,往往很快就结束了,也渐渐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状态,有情感深入的障碍。只能说,对于那些很难进入长期、一对一恋爱关系的人而言,开放关系可能在伦理上显得更坦诚,是一种相对合适的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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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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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提到,曾经几乎即将进入一对一的关系,你当时也想,但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做不到。这里面听起来有点矛盾,分不清是理智还是情感在驱动你。在你实践开放关系的时候,到底是理念先行,还是情感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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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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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阳天蝎座,我是欲望先行,再到情感,最后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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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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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特指性欲望,还是各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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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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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望。如果在传统的一对一关系模式里,这种驱动在伦理上会让我陷入自我折磨,在过去,很多时候我觉得体内有欲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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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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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男性应该和你的排序一样吧,但你通过开放关系,去安置这种欲望先行的状态及所造成的伦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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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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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无论怎么折腾,我原点就是个“死直男”,哈哈。那自救的开口在哪里?是否还有拓展“直男”前后缀的可能性?例如:直男也酷儿、安那其酷儿直男------这依然是不是直男的自大想象?曾经我也痛彻地感受到父权/威权的伦理压迫,在欲望这一块,权威社会一样也是反男性欲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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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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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吧,大多社会法则还是由男性欲望驱使的,只是大家不去面对它,觉得欲望不可说,不可被组织,好像欲望和理性是相悖的。但其实是可以不相悖的,你可以同时直面自己的欲望也有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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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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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再说一点比较私人的体验吧。社会面一直不断制造男性的性焦虑,以前是医院广告、电台庸医节目、公共男厕灰色招贴,现在是自媒体营销号等。男性整体的压力和焦虑简直是多重扭曲的弹簧,很多男性在酒桌上或者聚会时都会谈论性焦虑,功能下降等各种变化。

传统上,男性会觉得需要在女性、性对象面前表现得强大,但这种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让性爱变得非常单一。随着荷尔蒙水平的下降,男性必须“强”的这种身份会崩溃。

在我三十多岁的阶段,也同样面临过这个问题。后来慢慢走向松弛,且内化性别平等共识的开放关系等,回过头发现,被社会制造出来的、加诸在男性身上的性功能焦虑,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伦理还有个人欲望的层面来看,我确实是从性别政治中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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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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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开现有的条条框框,想象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你的想象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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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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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象它可能偏安那其一点吧。 人与人之间通过连接形成一种网状关系,而非有权威中心的金字塔结构。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先把原有的社会身份和规训放到一边,先互相感受。在这种感受中,原本被规训的惯性,再慢慢被良性地唤醒,看清楚哪些部分在交流中是可以互通的,哪些不能,那些无法互通的部分,一起试着如何去体谅,和存异。

回到人与人直接相处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关系可能会发展得更丰富多样,比如成为伴侣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是某种亲密关系。对我来说,所谓开放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这种网状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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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酷拉今年过藏区,拍下的“可死之地”

三、“开开心心上路找寻可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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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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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常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时会提到社群,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社群吗?社群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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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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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住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条城郊村,这里住着一群会日常往来的租客、村友,大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知识与行业背景,不同的性别认同和年龄层,当中有不少人以住所为工作室,甚至还做各类的开放空间。朋友们经常发起各种眼花缭乱的日常活动与具有一定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同时,城里也有不少的朋友与空间与之遥相呼应。

社群里包含许多私人朋友关系,互相之间有着深深浅浅的往来,但也存在一些超越私人情感的共识,比如一起做空间,做公共性的活动,并且把这些有一定共识性的形态与理念,传播分享出去,吸引着新的朋友。来借住或者路过的朋友把这种感受和经验带到别的地方,它就流动起来,形成社群网络。

社群化的生活当然也会有很多问题,并不完美,它是一种替代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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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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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经验中,社群有时候很脆弱,很容易因为外力而瓦解,有时候还没有友谊坚固,因为友谊至少是真诚的,谈社群就要谈价值、观念这些,但是一旦涉及到真实的生活困境,价值和观念可能变得华而不实。“社群”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包括爱、认同、照护、支持等,可靠吗?它有可能为独身或不婚者提供一个替代的支持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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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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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保守的说,社群内个人之间存在具体的爱、认同、照护和支持。

所谓社群是一些人聚落在一起的松散形态,不是实在的系统,至少我经历的感受不是。也没有想象过身处的社群能长久稳定下来,变成一个支持性的结构。

过去的社会也存在很多民间社群或社团。当然,它们的底色是农业社会和男权结构,但在当时确实回应了人们的需求。现在的社群实践则是在全新的环境和语境中生长,这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网格化环境,大家长式掌控无孔不入,没有哪个时代到达这种程度。社群网络非常脆弱不稳定,是结构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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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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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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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家庭的照护网络,你对社群又没有很高的期待,那衰老和死亡就成为了问题,你也有不少思考。你之前说过你不会去医院,不体检不治疗,你不贪生怕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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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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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是一个无产的人,这直接影响我对生老病死的选择。为什么不体检、不治疗?很简单,我没有多余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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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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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两瓶精酿啤酒的钱,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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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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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们的处境太不一样。检查后面意味着是什么?它像一个潘多拉盒子,你要进入这个医疗体系。

基于各种原因,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柔弱的生命体,没有足够的能力“有产”。这些年我们确实也谈了挺多关于不同种类的生活方式,甚至连“躺平主义宣言”都极盛一时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共感,这种“无能的生命”状态依然是有意义的。

不过面对身体健康,我也有“无产养生”的方式,例如:和朋友们一起练功,练内家拳。

过去几年,时不时有自足的感受,作为无产的人,近十年来在恶境里和朋友们一起八仙过海,十八般武艺尽出的轮番闹腾,是如此精彩纷呈,我的精神充盈愉悦,这是当初那个常常如在深渊的悲伤少年无法想象的未来现实。这可能是我这个肉身的今生顶配阶段吧,可以死而无憾。

如果我们直到老年依然无产,如何在无产的状态下,依然拥有精彩的生活、可持续的养老,并且在最后能够自主地选择死亡?这些欲念实在太激动人心啦,超级浪漫的“十年计划”随之涌来。我想,用十年的时间开开心心的上路找寻可死之地,探索亲自结束生命的仪式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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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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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十年?你现在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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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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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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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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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57岁,也算年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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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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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男性到了晚年基本上都很讨厌,我不想变得讨厌,所以最好在那之前死去。“活到老,太久。”

父亲住院的经历对我产生“十年计划”也有一定影响。我觉得过去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并不忌讳谈论死亡。比如艺术家毛晨雨的纪录片中拍到湖南乡下的一个死亡仪式:生者为死者做升仙法场,死者被放在大厅里坐着,男女老少来回为仪式忙绿,一个老道士穿着和死者一样的道袍,两者之间几乎一样,只是一个生、一个死而已,这样的场景把生和死连在一起。处理死亡,其实是让生者继续安心活着的一个仪式。

在藏区看天葬,也让我很震撼。震撼的并不是秃鹫啄食尸体,而是家属的反应。死者家属要跟着天葬师一起把亲人遗体肢解,分块喂秃鹫。当秃鹫把肉吃光后,家属还要把剩下的骨头收进袋子里,带到旁边的房子敲碎、混合糌粑,再继续喂食。仪式结束后,我看到家属在水龙头清洗皮鞋,因为上面沾满了亲人的血肉,还不停地拨弄裤子,上面同样粘着血迹。我觉得汉人做不到如此亲密地处理亲人的死亡。

反观父亲的死亡,就显得割裂。现在不允许肉身土葬,他一旦被医生判定死亡,医院立刻电话通知派出所,派出所通知弟弟,让他联系火葬场,第二天拉走火化。然后,家族的男性出面,帮我们找了1万8千元全包的丧事仪式。我们只能听安排,没有选择权或主导权。

一夜仪式完毕,骨灰被匆忙带到祖屋后山,挖一个深洞安葬进去堆出一个坟头。当时觉得,他拼了一辈子,看似比爷爷奶奶更有出息,但最后的安葬方式似乎还不如他们。当然这跟父亲无关,是我自己的感受:安葬死者,生者事。

这个事情我也和弟弟聊过,我说不希望自己人生最后的时间像父亲那样,都在医院里度过。虽然陪护他的过程中感觉到医疗系统并没有新闻里讲的那么糟,因为父亲的医保条件都很好,但依然觉得,他住院期间,生命决定权是交给了弟弟和医生,最后走的时候显得非常匆忙和被动。

我和弟弟说,我想死在一个无人的地方,不希望自己的死亡麻烦到ta人。人生的最后阶段是自己面对的,但它可以是一个提前张扬的事件,所以我选择提前十年把它说出来给大家听,并慢慢去实践。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也并非铁了心非要制定计划去执行,它应该是可以自己生长的,就像之前做的艺术项目一样。

可能这个计划,和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命状态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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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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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看的话,学习和从事艺术对于你人生是什么样的影响?你的艺术观和你的人生一样,经历过什么转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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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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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迷恋临摹国画,那时候觉得喜欢画画实在太好了,有另一个在生活之上的世界可以沉迷。上大学,多方面接触西方文化艺术信息,又一次耳目刷新,七窍生烟,艺术的材料媒介万物皆可,展现表达可以横冲直撞、无所禁忌,简直不要太爽。再往下,发现原来“自由的艺术”也束缚在系统游戏里,艺术家削尖脑袋、使出浑身解数依旧难逃成为权资的玩宠。

和人生一样,艺术需要出走与重建。“艺术是重要的,艺术品则未必。”现在,我更愿意把艺术的发生理解为一些时刻,或者是连接人和人的途径。举个例子,在我居住的村里,一个小学生放学后会偶尔来我们工作室玩,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做木刻,觉得那么简单好玩自己也可以,就直接上手刻印,贴满一墙。又过几天,她来看自己的画,兴奋又害羞地和一个来访的德国小姐姐飙英语,临分别,在大家惊喜里,郑重其事地交换自己的木刻画。这个友谊的时刻也是艺术韵律流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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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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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的仪式其实具有情感上的功能,能让亲友通过一个过程来接受死亡这件事。但在现代社会,这一步几乎被完全去除,再加上现代都市的行政程序,我们在告别亲人时,往往失去了情感上必要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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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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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感的依托是需要仪式化的。而现在的丧葬仪式被极度简化,并且放进了权力和消费体系里,尤其是权力的体系,它变得强制性。这样一来,情感就被压抑和规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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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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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计划实施以后,虽然我们找不到你的遗体,但我们还是可以创造自己的仪式,以某种方式来告别,或许搞个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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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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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是我身后,朋友们的事!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仪式是临时性的,有些则相对更稳定。在当下这样一个脆弱的社群环境里,我们如何去探索构建一些相对稳定的仪式,或者围绕某些母题通过长期实践搭建出相对稳定的仪式/结构,这也是我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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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区酷拉工作室做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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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接触 LOST CONTACT

「危险接触」是一个围绕爱、关系与归属展开的公共讨论,关注在高度流动与技术渗透的当下,人际联结如何变得既多样又脆弱。项目聚焦亲密如何在性别结构、社会阶层与技术媒介中被重塑,也关注人们如何在现实压力与情感需求之间摸索新的关系实践。项目将通过北京与广东的线下活动,以及线上专题推送,汇集来自不同身份背景的讲述与研究,试图捕捉个体如何在“危险”的接触中,挣扎、试错、重构连接与归属的可能。该项目由歌德学院东亚中亚地区合作项目“寂境:孤独与自由”框架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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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意味着什么——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由歌德学院东亚和中亚地区合作发起 “寂静:孤独与自由"项目汇集了来自该地区以及德国的艺术家们,通过表演、展览和讨论活动探讨了独处的各种方面。探索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具有决定性关系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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