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自述| 胜诉之后 】

我们向分局提出的行政诉讼胜诉了，这意味着昨年还在读高三的那个妹妹的案子会被重新调查与处理。这个节点除了需要向大家公开案件进展以外，似乎也是我个人的写作契机。我已经很久没有描述对这件事的感受了，事实上我的情绪浓度的确淡了，甚至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这是时间的结果还是我有意为之，我清楚它们留在我身体上的不平整，但不确定是否还要回头，以凝视的姿态去描绘，去表达。所以这一篇阶段性的感受综述，也是我边试探自己边完成的。文字落下的深浅也测绘我内心的地势。

01.问题在写这一篇前，我又翻阅了我在前两年维权期间写过的文字。没有细看是因为我并不觉得感动，反倒像靠近了一种熟悉的痛苦。扫过一整篇我好像看到一个女孩顶着涨红的脸奔走在大街上，急切地想抓住每一个路人去诉说、去质问。每一个段落都有好多“为什么”，这些问题，是留给谁的？是留给我的，我们的。对于我来说，这里面有的问题出现得很早，但从了解她们开始，整理那十份自述与一百多页的证据以来，我又眼看着它们再次出现、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出现，直到遍布我世界的每个角落。我开始意识到无论我要做什么，我都必须先回答好这些问题。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只觉得成倍的痛苦、自责和羞耻。哪怕已经在对世界大声叫喊，对自己反复确认，也难以忽视余光里的轻蔑。现在我知道了，那些问题是在说：只有通过我这套完美受害者评估测试，你才够格说话。
02.秘密我想写一种复杂的感受叫“我不希望错的是他。”是，至少在24年12月以前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叫“我不希望错的是他。”一定有人觉得我愚钝、幼稚，和这件事联系起来的话也许叫“活该”。以下内容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曾经如何被“叙述”所迷惑。24年10月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子的书了。这段文字是我醒来之后匆匆留下的记录，明显地察觉到我还在梦里就开始把这些意象分析起来：

1.他的文字。梦中构建出的他细腻且并不自恋的文字是我对执意对一个“热爱文学”的语文老师文字投放的信任。
2.别的男孩。下一页就是男孩，这是我在为“侵犯女孩是他释放关怀的唯一理由”寻找反证。 3.我和他“故人”的相似。这是我为上一节问题中“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找到的最好的答案。4.我周记里的诗歌。这是我在祈求，文字依然保有它们的清白。
顺着梦的逻辑释怀是我潜意识最想要的结局，哦还不止是我想这样，我突然发现这个逻辑最初不是从我身体生长出来的，他不是正在说我像他的“故人”吗？他不是正在说“对男孩女孩都会有摸头摸手”吗？世上没有那本书，周记上除了我虔诚的诗只有洋洋洒洒的自恋的红笔字。原来是掉入他的圈套了，老师，你给我的一切我潜意识都在合理化。反过来说，我提到的“不想错的是他”实际上是我想包揽一切问题，我想牺牲自我以维护过往生活的秩序感。承认侵害，似乎就要否定那些曾经支撑我们世界的美好概念。我不得不陷入两难：要么承认自己信赖的一切可能只是权力的戏服，要么承认是自己的感受系统出了错。在巨大的痛苦中，连同我在内的部分人选择了后者，因为比起我是一个糟糕的学生我更难接受一个语文老师竟然让文字成为作伪的工具。何况还是我信任的老师，是给予我慰藉的文字，我不想让为批注里“健康成长”而感到暖心的自己成为笑话，我不想让那些听到你名字眼里都会闪光的低年级学弟学妹们失望，我要留存一纸清白。所以，那时候我宁愿你没有那样做，我也假装你没有做过。后来当事人越来越多，无数的迷惘自责叠加我才产生了愤怒，才终于确信揭露真相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事实证明这条路的确不错，我再不用悄悄编制这样的谎言骗自己把你复杂化、深刻化，来接受语文老师也会用文字做点错事儿，因为你再也不会是教师了。

03.背叛

我的理智开始质疑我的身体本能，我失去了对自己感受的绝对主权。

我逐渐发现，我们创伤的最深处不是被触摸的身体，而是对自己感受主权的失去。外部侵害发生后，我们的身体凭本能会发出警报（恶心、发抖、僵住），但因为被某种权力话语太多次质询和诱导，我们竟然只得审视自己的身体信号。明明感到痛苦却又忍不住质疑痛苦，随之而来的是与自己感受的分裂。我每一次不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感到不适时都必须经历一次自我审判——我会手抖，身体僵得难挪动，就算我觉得太头痛，却还小声问自己和自己的身体，至于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性骚扰不仅是身体的越界，更是感知权的篡夺。
也就是在你并未站定时，更准确地说是在任何时候性侵犯总有许多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当他试图假装站在你“本也想要”他站在的那个体面位置时，你也偶尔忍不住替他圆谎，后果是真地牺牲了确认自己感受的能力。
侵害发生时你从【身体不适→意识危险】 变成【 身体不适→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他应该没恶意，再观察看看；】侵害结束后你从【他侵害了我→他必须被惩罚】变成【他侵害我了？→他也许有苦衷，他其他方面是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权力和过去的某种信赖与理想消解了我们对自己感受的信任，让受害者成为了自己的看守员。我们不习惯也不敢在面对“权势”更高者时坚定地与自己为伍。
正如这一行政诉讼案判决书中法官强调的“师生关系的特殊性与不对等性"，它从公共层面确认了，让我们自我怀疑、自我审判的力量，并非源于我们的“脆弱”或“错误”，而是源于一种客观存在的、制度性的权力势差。这种势差，贯穿于整个话语体系。于是我意识到去我们应该去叩问那个一直存在却隐形的结构——那个制造了势差，并默许势差被兑换成侵犯的话语与权力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