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指南｜网络实名指控性骚扰，哪些法律风险需要注意？

近年来，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当事人选择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揭露性骚扰行为，以争取社会关注与声援。

但现实往往复杂——不少受害者在勇敢说出真相后，却被一些被举报者提起“反控”，轻则名誉权侵权诉讼，重则刑事诽谤罪，陷入维权原告变被告的困境。 

此前，千千律师所已通过翻译两篇文章，为大家初步梳理过我们该如何理解关于性暴力的虚假指控。而在实际维权中，受害者更需要明确：网络曝光究竟是否合法？发声前、发声时、发声后该做好哪些准备？法院如何界定“侵权”与“维权”的边界？收到法院传票后，又该如何应对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份指南将结合真实案例、法律分析与实操指引，帮助每一位可能走上法律维权之路的受害者厘清相关核心问题：

“我能说吗？”“我该怎么说？”“我被告了怎么办？”

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声时，提出指控者必须确保言论建立在事实与证据基础之上，以降低法律风险。

（1）证据充分的情形

若提出指控者已掌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如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目击证人证言、内部调查报告等），可以考虑实名举报。但在表述中应保持客观、克制，不夸大事实，不揭露隐私，不侮辱宣泄，更不得虚构细节，以避免被认定为侮辱或诽谤。

（2）证据有限的情形

若提出指控者仅掌握部分间接证据，应当谨慎对待实名公开指控。可以考虑采取技术性处理，例如不直接披露被指控人的真实姓名、具体工作单位或可唯一指向身份的信息，而是通过模糊化、非指向性描述的方式表达，以避免引发侵权或刑事风险。

（3）几乎缺乏证据的情形

若提出指控者既无直接证据，也缺乏足以支撑案件事实的间接证据，则缺少法律维权的客观基础。在此情况下，如确有表达需求，可通过匿名、讲述故事或以普遍现象讨论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与社会呼吁，避免进行针对特定个人的实名指控，进而引发网民评论和广泛传播，并造成对他人社会评价和名誉的侵害，进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社交媒体虽具有社会支持的作用，但其强公开性、强传播性决定了言论存在风险。在通过网络发声时，应当结合证据状况和法律风险进行选择，并在可能情况下优先通过单位内部投诉机制、公安机关报案或司法诉讼渠道主张权利。必要时，应在发声前咨询律师意见，避免因言论不当而陷入二次法律困境。

（一）民事侵权

1. 名誉权侵权

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对方最常声称提出指控者侵犯其名誉权。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构成名誉权侵权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件：

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例如，在曝光性骚扰时，若使用了严重侮辱性词汇，像公然辱骂对方为“流氓”“禽兽” 等极具贬损性语言，且这种表述并非基于事实，就可能被认定为侮辱行为；诽谤则是指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比如编造对方从未实施过的更为恶劣的性骚扰情节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二是存在损害事实，即因侵权行为导致对方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损害。例如，由于当事人的曝光，对方受到周围人异样眼光看待，工作上受到同事排斥，业务合作减少等。

三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对方名誉受损确实是由当事人的曝光行为直接导致的。

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曝光行为会损害对方名誉仍积极为之或放任结果发生，过失则是应当预见可能损害名誉却因疏忽大意未预见或虽预见到了却轻信能避免。

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以上四个要件，才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

1. 隐私权侵权

对方可能指控提出指控者侵犯其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曝光性骚扰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不当披露了对方一些与性骚扰行为本身无关的私密信息，就可能陷入隐私权侵权纠纷。

比如，当事人为了让曝光内容更具可信度，公布了对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银行账号等私密信息，即便这些信息与性骚扰并无直接关联，但这种行为已经侵扰了对方的私人生活安宁。

又或者，在展示性骚扰证据时，不小心将对方其他不愿为人知的隐私细节一同曝光，像对方曾患某种严重疾病、过往的感情纠葛等，这些都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用以指控当事人侵犯其隐私权。一旦构成隐私权侵权，提出指控者可能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二）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

对方还可能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提出指控者诽谤，若成立行政违法，当事人可能会面临行政拘留或罚款等处罚。

若对方认为提出指控者的曝光行为情节严重，可能会提起刑事诽谤罪的反控。诽谤罪属于刑事犯罪范畴，根据《刑法》规定，构成诽谤罪需满足：一是行为人捏造虚假事实，比如无中生有地编造对方存在性骚扰行为，而实际上根本未发生过此类事件；二是将捏造的事实向不特定多数人散布，通常表现为在网络等公开平台广泛传播；三是行为指向特定的人，即明确针对对方；四是情节严重，例如多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因诽谤行为致使对方精神失常或自杀等严重后果。

一旦构成诽谤罪，当事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不过，在性骚扰情境中，若当事人曝光的是真实发生的性骚扰行为，即便对对方名誉有影响，也不构成诽谤罪，因为诽谤罪要求是虚构事实。

在实际案例中，如北京某知名戏剧空间创始人王某被多名女性曝光性骚扰后，王某起诉了披露、转发和评论相关信息的人，认为侵犯其名誉权。但法院终审认为，被告的发言、转发和评论行为基于一定事实依据，且王某作为公众人物，对监督应有一定容忍度，最终驳回王某诉讼请求。这表明，只要受害者在网络曝光性骚扰行为时，基于事实且表达方式恰当，一般不会被认定侵权。但若是把握不好尺度，就可能面临加害者的法律指控，所以了解相关法律规定，谨慎维权十分重要。

参考资料：人物《一次罕见的胜利》https://mp.weixin.qq.com/s/C5xE2GaCeeVf7lb16snfQQ

当提出指控者因曝光性骚扰行为被反控时，有效的抗辩需依托于充分且合规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主要围绕内容真实性、发布者主观意图及行为合理性进行判定，以下具体说明证据收集的关键要点：

1. 证明性骚扰事实存在的核心证据

• 电子聊天记录：包括微信、短信、邮件等原始载体中的内容，需完整呈现带有性暗示或骚扰意图的信息，如涉及不当肢体接触、性挑逗言语等内容。

• 视听资料：监控录像、现场录音等能直接反映骚扰行为的材料，即使片段化也具有证明价值。

• 投诉与报案证明：向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提交的投诉记录，如回执、登记表、沟通邮件、书面说明以及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拿到的受案回执、立案回执，此类材料可佐证提出指控者曾通过正规途径主张权利，而非虚构事实。

• 证人证言：由知晓情况的证人出具书面证词，注明时间、地点及所见所闻的具体细节，一般情况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其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证人可以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明及相关陈述提纲；若证人却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如因病住院、出国、外地出差等），可录制包含证人身份信息及证词内容的视频材料，并提供确实无法出庭的相关证明材料。

2. 佐证发布内容真实性的关联证据

• 发布内容留存：对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字、图片等内容，需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保存原始状态，包括发布时间、账号信息及互动数据，并及时进行公证，以防止内容被删除后无法举证。

• 多主体佐证材料：若存在其他受害者，其关于类似经历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即使为匿名形式），可作为辅助材料形成证据链。

3. 体现发布行为合理性的相关证据

• 发布意图证明：在发布的内容中，若明确提到“希望提醒其他潜在受害者注意防范”“因自身权益受损而发声”等表述，可直接体现发布目的的正当性；此外，若在曝光前曾通过微信、短信等私下联系对方，要求其停止骚扰行为，这些沟通记录能佐证并非无故公开指责，而是先尝试通过私下方式解决。

• 传播范围说明：若发布内容仅在有限范围内传播（如微信朋友圈、特定同事群），需保存能证明该范围的材料，例如群聊成员列表截图；若在微博、知乎等公开平台发布，需记录发布后的传播数据（如转发、评论、点赞数量），以此说明内容未形成大规模扩散，未对对方造成超出必要限度的影响。

• 协商记录：若在曝光前曾向对方提出协商解决的请求（如 “我们可以找第三方调解，把事情说清楚”），或向单位、妇联等机构申请调解但未获回应，这些记录（如调解申请回执、沟通邮件）能证明公开曝光是在其他合理途径无效后的选择，体现行为的必要性和逻辑关联性。

需要注意，网络信息具有易逝性，需在第一时间对关键内容进行截图（网站截图需要将网址截入）、备份，重要证据应通过公证机构进行保全，避免因证据灭失影响抗辩效果。

被起诉后，我们应该分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民事诉讼为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如果你收到了法院寄来的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准备应诉：

第一，核对信息。仔细查看起诉状，了解原告是谁，对方告你什么（通常是名誉权、隐私权侵权），对方的诉求（比如赔偿损失、删帖、道歉等）以及管辖法院等；

第二，收到起诉状副本15日内为答辩期，在该期限内你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状，内容包括抗辩理由、法律依据以及附证据目录与证据复印件。在准备答辩以及后续收集证据过程中，你的核心目标是证明：你曝光的内容基本属实，且属于合理维权，不构成侵权。你也可以不在答辩期内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状，而是庭审时当庭发表答辩意见。是否先期提交答辩状，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同时，如果你需要相关证据，但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注意，在接到传票后不要因为焦虑担忧而着急联系对方，同时也要避免私下和解或争吵，一切沟通都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如果案情复杂，或对方索赔金额高，或你对相应程序不熟悉，建议请专业律师（如可咨询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或妇联）协助你参与诉讼，更好地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此外，你还可能收到法院寄来的举证通知书，通知书一般与起诉状副本一同送达或答辩期届满后单独送达。在收集证据的内容方面，可以参考前文所列。在举证期限方面，如果你有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客观障碍，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延长。一般独任审判的案件，除非一方或双方证据比较多，否则法官不会特别指定原被告双方庭前进行证据交换，开庭时提交全部证据即可。

第二阶段：审理阶段

在审理阶段，你可以选择不出庭，委托律师或近亲属代理（需提交授权委托书）。但如果事实复杂，还是建议亲自出庭，因为庭审法庭调查阶段，法官会询问原被告双方相关案件细节，代理人未必完全清楚，有可能答不上来。如果你不出庭，也不委托代理人出庭，法院可能缺席判决，结果对你会不利。

庭审法庭调查阶段，你和你的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法庭上就有争议的事实进行明确和澄清。庭审法庭辩论阶段，原被告双方将就法官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论。法庭辩论结束后，审判庭将以法庭调查、双方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为基础进行案件评议，得出结论后，将当庭宣告或另定日期宣判。

庭审中，书记员会制作开庭笔录，你认为关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笔录记载的主张、陈述有错漏时，开完庭后看笔录签字环节，可以要求当场予以改正或补正。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你可以在收到一审判决后15日内通过原审法院向二审法院提交上诉状；对一审裁定不服的，上诉期是10日内。

上诉期从收到判决或裁定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该期限是自然日而非工作日（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若对方对你提起刑事诉讼，同样的也可以采取类似民事诉讼的措施。如果对于法院的有罪判决结果不服，应当在收到判决的10日内提出上诉。

（一）案情简介

2020年2月26日，姚某某委托律师以被害学生小羊（姚某某的研究生，坚决站出来举报姚某某性骚扰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因学业问题对姚某某心生不满和怨恨，自2019年6月起开始捏造虚假事实诽谤姚某某，并通过媒体广泛宣扬传播，给姚某某身体和精神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并引发“高血压3级，高危”病症而住院治疗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小羊提起诽谤罪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人民法院追究小羊诽谤罪刑事责任并判刑，同时向其赔礼道歉，澄清事实，消除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赔偿其物质损失1万元。

202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缺乏罪证为由裁定驳回姚某某的起诉。姚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组织双方谈话，最终以缺乏罪证为由裁定驳回姚某某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之后，姚某某又以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向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小羊提起名誉侵权之诉，要求小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医疗费、调查取证费2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在对小羊发起刑事诽谤罪自诉的同时，2020年9月10日，姚某某以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当初帮助小羊发声的“抄袭君”等两名博主告上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两被告通过微信公众号连续30天发布向姚某某公开赔礼道歉的文章，消除影响，恢复其名誉，赔偿其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公证费用。

（二）法院经典判词摘录

以下为摘选的小羊被控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审法院的相关精彩判词，其着重展开了关于高校性骚扰案件的特点、证据认定标准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本案中，根据原告主张的侵权内容，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即针对原告对被告进行性骚扰的描述......本院予以分别论述。

1. 关于原告对被告进行性骚扰的描述

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般具有特殊性，大部分涉性骚行为均发生于隐秘状态下且多为一对一的关系，一般鲜有第三人在场。

从证明材料形成的角度看，性骚扰行为以书证形式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当小，拥抱、捏掐、亲吻等接触性行为及抚摸、言语等非接触行为皆不易形成证明材料；由于行为的隐蔽性，受害人提供证人证言存在实质性困难，即使存在证人，性骚扰全过程被目击的可能性较小，证人很难目睹性骚扰全程，提供全面有效的证人证言。

同时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对于发生在存在隶属关系中的性骚扰行为，例如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女性受害人往往碍于社群的舆论压力、维持自身的事业及学业发展，一开始往往选择沉默和忍耐，不愿意把事情闹大，错过了获取证据的机会时机。

因此关于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的认定，需综合性骚扰行为特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证据之间的关联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

如上所述，由于性骚扰行为的特性，证据取证的困难，被告置自身名誉、社会评价不顾，甘冒报假案被追责的风险而报警、向社会公众披露其遭受性骚扰亦明显有违正常人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一般常理。

虽然公安机关对被告所报‘强制猥亵案’未予立案，但因构成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民事侵权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因此综合被告提交证据及陈述，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能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描述存在高度的可能性。”

另，在具体描述中，被告虽使用了“生当做人，他居然做了一个畜生做的事”等略带尖锐、贬损的措辞，由于原告所述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因此该措辞不足以认为对原告构成侮辱。

参考文献：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伊雷内·汗（Irene Khan）：《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

台湾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揭發 #MeToo 反被告妨害名譽，該怎麼辦？》，https://www.jrf.org.tw/articles/2766 

吕孝权：《最"温柔"的性骚扰仍然是性骚扰》，https://mp.weixin.qq.com/s/rqGahevQP-nH3eITZrA81g

新媒体女性：《国内性骚扰议题已经“矫枉过正”？实际数据不容乐观》，https://mp.weixin.qq.com/s/05FG8tMDnu4uYvOAiN4PjQ

撰文：胡文清 雷明玥 孙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