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骄傲月系列 | “到底有什么可骄傲的？”

这篇推送本来是一个采访。

这篇采访最初的问题是：你会为自己的性取向/社会性别感到骄傲吗？

但是问着问着，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你幸福吗？

我姓许。

你骄傲吗？

我不骄傲，骄傲使人落后。

大多数冷不丁被这个问题砸到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反问：有什么好骄傲的？也有人说“性向并不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或是“我觉得我就是普通人和大家一样”。

正是这些问题使我联想起了《你幸福吗》。与幸福一样，骄傲是一个过于宽泛，甚至抽象的概念。如果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便很难理解为什么偏偏是“骄傲”，难道“同志快乐月”不好吗？“同志平等权益月”也行呀？

石墙女孩永不认输

1970年6月28日，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性少数群体走上街头，开始了美国第一次同志骄傲游行。同日，纽约石墙酒吧的门前，人流也渐渐聚集起来，他们前来此地，是为了纪念一年前的这天凌晨发生的惊人事件。

6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仍然面对着极其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警察会定期搜捕同志酒吧，登记同性恋者的姓名刊在报纸上，并将他们押上警车；同时，警察又往往向酒吧索要高额“保护费”，以换取检查的豁免权。

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黑帮买下来，改建为专门服务同性恋者的酒吧的。黑帮抽取酒吧收入以贿赂警方，同时用劣质酒水敷衍它别无选择的客人们。尽管这里老旧破败，厕所常常污水倒流，纽约性少数中最边缘的群体——变装者，跨性别者，无家可归者等仍每夜聚集于此，享受片刻虚幻的安宁。

石墙酒吧平面图

1969年6月28日凌晨，这种安宁被打破了。

那原本是一次寻常的临检，正如过去的几个礼拜一样：一通大呼小叫，带走几个来不及逃走的可怜人。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朱迪·嘉兰逝世引发的悲愤，也许是长期积压的不满——石墙酒吧的客人们决定他们再也不要继续忍耐了。

冲突就是这样爆发的。

警察将酒吧清空，客人们就留在外面的街道上。他们没有离去，而是开始向警方投掷硬币，讥讽将搜捕变成敲诈的腐败体制。冲突愈演愈烈，警方对拒捕者动武后，愤怒的群众捡起地上的石块和酒瓶，将警察逼入酒吧内部。而他们则站在门外，放声歌唱一首“伤风败俗”的歌谣：

石墙女孩是我们

头戴假发打着卷

胯下空空没块布

身下有毛无遮拦

身上穿着工装裤

膝盖顶上荡悠悠

娘娘腔的小短裤！

直到天明，聚集的人群方才渐渐散去。但天黑时他们重新聚集起来，一夜、两夜、三夜……示威持续了整整五个夜晚。石墙事件之后，各地原本零星的反叛力量开始汇聚起来。同性恋解放阵线等组织陆续成立，美国的性少数群体逐渐联合，共同要求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

骄傲游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到底有什么可骄傲的？

“Gay Pride（同性恋骄傲）”这个概念提出以前，美国的同性恋团体主要的努力方向是推动同性恋者融入主流大众，被社会所接受。从上文也可以看出，这种努力实在收效甚微。而“骄傲（也可翻译为自豪）”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不是去迎合主流大众的好恶和评判，而是自己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骄傲月的诞生正是回应了前文提到的两种疑惑：性取向/性别认同值得骄傲吗？为什么不做个普通人就好？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是谁、是什么定义了哪些东西值得骄傲，而哪些不值得？换句话说，边缘群体、在权力金字塔底端的人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骄傲吗？“石墙女孩”们，也可以为假发和背带裤自豪吗？

50年前，面对警棍和拳脚放声歌唱的性少数者们说：是的！

49年前，走上街头，“现身”于主流视野中的性少数者们说：是的！

……

而今天，在美国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变得理所当然到索然无味——然而，真的如此吗？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做个普通人？

就像前文故事中所讲述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性少数者很难做一个“普通人”，单单是出现在同志酒吧都有可能被逮捕。与其隐藏自我，期待政府和社会将自己勉强划分到“普通人”的阵营，性少数群体转而提醒主流承认自己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的合法性和平等地位；承认世间的骄傲，原不必只有一种标准。

这也是为什么在骄傲游行中常有许多看起来“奇装异服”、“举止乖张”的人。他们代表的正是同志骄傲最原初的理念：边缘群体要争取长期被主流把持的话语权和价值体系，勇敢表达自我，喜爱自我，定义自我。

不过，随着社会矛盾的缓和，主流也渐渐放宽了“准入门槛”。因此在同志骄傲的发源地，当下面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即在主流“收编”了边缘群体的一部分之后，那些边缘中的边缘者，是否还能继续骄傲下去？还是被主流和曾经的同志排斥在外呢？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骄傲游行

回到文章开头做不下去的采访。

不难看出，Gay Pride作为一种舶来品，恐怕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内性少数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认知框架当中；甚至“骄傲”两字本身便引来了困惑与不解。许多人并不清楚骄傲概念的缘起，即使有所了解，也因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难以产生深刻共鸣。

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这种水土不服促使我们思考：性少数群体“现身”的理念和方式，是否应该根据本土的具体环境去探索，是否可以回应社群内部的真实需求。

诚然，中国历来欠缺身份政治的传统，但也正由于这种欠缺，或许我们能融合为更广阔的身份群体，可以更加团结，更加包容，联合更多的力量。另一方面，本土性少数群体面临的压力比较微妙和分散，“现身”的场景也因此更加复杂。“现身”可能是文化表演，也可能是反抗手段，或者就是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

也许诚实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次最小型的骄傲游行。

撰稿 | N.

排版 | N.